回归人世的鲁迅

在鲁迅去世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里，鲁迅一步步被推上了“神圣的祭坛”，成为20世纪中国最为显赫的文化偶像。

　　然而一旦我们抛弃了过去那种对鲁迅神圣化的认知模式，以平等的视角面对鲁迅，便会产生新的困惑和茫然。鲁迅的思想太丰富了，鲁迅的性格太复杂了。在鲁迅的身上，有太多的矛盾和“悖谬”。深入到鲁迅作品的艺术世界中去，走进他丰富的心灵王国里去，最吸引我们的恐怕是他的爱与他的恨。

背负着爱的十字架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发而进了监狱，接着父亲又撒手人寰，家庭的重担就全压在了母亲鲁瑞瘦弱的肩上。在世人的冷眼里，在族人的倾轧下，母亲忍尤攘诟、含辛茹苦地抚养着5个孩子（鲁迅有一弟一妹在幼时夭折），勉强支撑着日趋败落的周家。作为周家的长孙、长子，鲁迅充分感受了母爱的圣洁伟大。晚年的他还多次对青年作家萧军说：“我的母亲是很爱我的。”母爱成了鲁迅寂寞人生中巨大的精神慰藉，也成了一笔永世难偿的道德债务。为了报答母亲，他以母亲的姓氏为自己起了“鲁迅”这一笔名。留日时期，作为光复会成员的鲁迅，曾被委派回国刺杀清朝官员，临行前他问：“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鲁迅关非贪生怕死，然而对母亲的爱使他产生了片刻的犹豫，这导致光复会领导取消了派他回国行刺的计划。从此，他的心灵深处投上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

　　母爱也影响了鲁迅的职业选择。他的政治立场与封建官僚是尖锐对立的，道不同则不相谋，按照他的个性来说，应该避免与这些统治者共事才是。然而从1912年至1926年，他一直未能脱离官场。20年代中期，鲁迅的论敌陈西滢攻击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这番刻薄的言词多少击中了鲁迅的痛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呢？鲁迅在1925年一封致青年朋友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苦衷，他说自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谢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这里所说的别人，主要是指母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想寻到一个较稳定的职业谈何容易？为了赡养老母，鲁迅不得不做自己所憎恶的官员。

　　 更大的精神重压还来自于母亲对他的婚姻的强制性安排。1906年，“母亲病危”的电报把鲁迅从日本召回国内。回家后，他才发觉这是一个圈套，母亲身体好好的，召他回来是让他与朱安完婚。朱安是一名目不识丁、裹着小脚的旧式女子，她万不能为饱受了西方新思潮洗礼的青年鲁迅所接受。但是母亲相中了朱安，认为她比家族里的姐妹和媳妇都贤惠。鲁迅也作了抗争，然而一看到慈母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悲哀，他的心快碎了，他必须作出最大的退让。一切都按古老的婚礼仪式进行，鲁迅头戴假辫，身着长袍马褂，像木头一般与朱安拜完堂，并走进了洞房。

　　4天后，他撇下新娘匆匆前往日本。回到东京后，鲁迅沉痛地对挚友许寿裳说：婚姻“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好好地供奉它，至于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为了尽孝，为了慰藉母亲孤寂的心，鲁迅作出了一生中最大的牺牲。

　　《诗经》的诗句：“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描述了一种自然天象，“启明”和“长庚”皆为金星的别名，分别指代金星在凌晨和黄昏时所处的不同位置，后人借用这两句诗比较兄弟失和。鲁迅周岁时，父母亲按绍兴习俗把他抱到长庆寺，拜一名姓龙的住持和尚为师，龙师父给他起了一个“长庚”的法名，而他的二弟周作人后来则以“启明”为字。难道鲁迅和二弟的名号暗示了后来兄弟关系彻底破裂具有某种天意？

　　鲁迅对弟弟一向是厚爱有加。父亲去世后，他在弟弟面前扮演着父、兄双重角色。二弟周作人只比他小4岁。幼时，他们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少年时代的诗文总透露着一种亲密无间的感情。1900年2月，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继续求学时，曾写过《别诸弟三首》，其中之一写道：“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他1901年4月写于南京的另一首《别诸弟三首》诗云：“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这两首诗抒发的都是长兄鲁迅对弟弟们真挚的思念之情。1906年回国完婚后不久，鲁迅把二弟作人带到日本留学，在异国他乡,他们互相关怀，相濡以沫。他们一起筹办《新生》杂志，共译《域外小说集》，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理想，使兄弟二人成为文学上的知音。1909年，周作人即将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而国内的老母也难以支撑衰败的家庭，为了尽到长子、长兄的责任，鲁迅忍痛打消了赴德国留学的念头，回到国内谋职养活全家，每月还给羽太信子一家寄去60元的生活费。经过长时间的单身生活后，鲁迅与已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于1919年底把全家迁到北京，他用四处兼职、多方借贷凑足的一大笔钱，在西城八道湾购置了宽敞的宅院，从此做起了安度大家庭生活的美梦。

　　不过，现实是残酷的，鲁迅心中这片仅剩的“人性乐土”不久就彻底沦丧。1923年7月中旬，周家大院发生了严重的“内讧”，二弟及其妻子羽太信子与鲁迅闹翻了。鲁迅在事发的7月14日的日记中用寥寥数语记载了这场冲突：“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5天后，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内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关于这场“家庭内战”的起因，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中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可备参考。其一是“信子离间”说：鲁迅对管理家政的二弟媳羽太信子的铺张浪费、不知节俭多次给予批评，她就污蔑大哥对她“非礼”，周作人听信谗言，中了离间之计；其二是“信子原为鲁迅情人说”：鲁迅留日期间即与信子同居，后因与朱安结婚,就把信子介绍给二弟为妻。作人起初不明虚实，至事发前才得知“真相”。前一种说法有一定的材料依据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后一种说法因缺乏有力的证据而难为广大学者认可。不管怎么说，这兄弟二人从此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冲突半个月后，鲁迅迁出了八道湾寓所。几个月后，她回旧居取自己心爱的书籍，愤怒的周作人竟然举起一个铜制香炉向兄长砸来，幸亏友人及时劝阻，才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这场冲突使周氏兄弟二人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就鲁迅一方来说，他为二弟作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本也不指望恩恩相报，只要二弟能与自己长相知也就知足了，却未料竟落到恩将仇报的地步。鲁迅悲痛万分。在随后的三年里，鲁迅一直处于十分孤独而绝望的境地，《野草》集里的散文诗充分显露了这种情绪。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鲁迅与朱安度过了近20年毫无爱情的夫妻生活。自然，鲁迅身边也不乏女性的身影，他那个冷寂的家中常有女师大学生青春的笑声传出。在这群女生中，勇敢地向鲁迅放出“爱之箭”的是许广平。从此，鲁迅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情“拉锯战”。“战事”发端于1925年3月11日。那天，许广平给鲁迅寄去第一封信，请求先生给她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这是一封普通的师生往来信件，然而在信的末尾，许广平有意提醒先生自己是位女生。或许她担心先生把自己误为男生（许广平像是男性名字）？或许这是在透露对先生的爱慕之意？从鲁迅收到信的当天晚上就写了回信的行动上看，他是较看重这位不大熟悉的女弟子的。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了频繁的鱼雁往来。在随后的女师大事件中，鲁迅与许广平等学生一道同北洋军阀政府展开了无畏的斗争，他们在并肩作战中培养了亲密的感情。一得空闲，许广平就来鲁迅家抄写文稿。一日，许广平大胆地握住了先生的手，从此，他们开始了热恋。许广平是爱得那般地毫无顾忌、热情奔放，而鲁迅则显得有些犹豫。他的处境是十分尴尬。他未尝没有休弃元配朱安之意，可一想到母亲那颗脆弱易碎的心，想到朱安被休后的可怜处境，他只好退却。然而，许广平炽热的感情和青春的风采又非轻易就能够从记忆中抹去。他痛苦至极。鲁迅面临着极大的来自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当时一些论敌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为了躲开北京的流言和家庭的无形压力，鲁迅于1926年8月携许广平南下。

　　在这场爱情角逐中，鲁迅内心也充满了深深的自卑，恐怕他在心里不止一次地作过这样的比较：许广平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未婚女子，自己是已有妻室、疾病缠身（患有致命的肺结核病）、年近迟暮之年的人。所以，鲁迅曾经很含蓄地向许广平透露：“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知鲁迅者莫过于许广平，她在一封信中直率地对鲁迅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这里所说的“遗产”，具体指的是鲁迅的包办婚姻，面对这份特殊的“遗产”，许广平作了最大的牺牲，她在这封信的末尾安慰鲁迅说：“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什么不能吃苦的。”

　　据专家考证，这所谓的“在京谈话”指的是鲁迅当初与许广平确立恋爱关系时的约定：他无法与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他仍保持原来的婚姻。鲁迅读完许广平这封信后，打消了原先的许多顾虑。1927年10月初，鲁迅携许广平从广州前往上海，在虹口景云里23号楼，他们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过上了安定平静的太平日子，流言就像影子无处不在。

　　面对这种流言，他本应坚决地予以回击，但他只能一直保持沉默，他甚至设法掩盖同居的事实。刚来上海时，鲁迅常对友人说许广平是帮他校对文稿的助手，他特意将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而将许广平安排在三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然如此地惧怕社会舆论、如此地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自然给鲁迅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投下了阴影。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上海的9年是互相扶助、并肩战斗的9年，也是相敬中有伤害、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的9年。

　　受虐与复仇鲁迅的烦恼和痛苦还来自于他对世道人心的深深失望。他亲眼目睹了清末以来许多革命志士死后为世人漠视和遗忘的悲剧，他的小说《药》中的主人公夏瑜就是这样一位悲剧人物。他深有感慨地对许广平描述了当时的革命烈士的不幸命运：“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鲁迅本人也有类似的悲剧体验：“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鲁迅觉得自己为别人作出那么多的牺牲，却反遭他们的误会、背弃以至暗算，于是他万分悲痛。悲痛之至，使他变成一尊怒目金刚，他举起了复仇的利刃。

　　鲁迅曾向许广平透露自己由爱转向恨的心理动因：“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淌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了。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

　　鲁迅的受虐心理和复仇倾向的形成，与他的童年经历密切相关。他基本上是在备受压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幼时，父亲经常强迫活泼好动的他背诵乏味的经书而禁止他玩耍；少时，祖父科场案发而家道中落，他避难于亲戚家而被称为“乞食者”；为治愈父病，他进出于当铺和药店，受尽世人的冷眼和侮辱……成长于这种严酷环境里的鲁迅，自小就具有了受虐体验和复仇冲动。七八岁时，鲁迅常受一位年长于他的名叫沈八斤的顽童的欺负，他自知力不敌八斤，就靠画画来复仇。他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利箭，再在图像上写上“射死八斤”几个字。

　　成年后的鲁迅对复仇有了理性的认识，他在《杂忆》一书中写道：“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鲁迅成了现代中国的“复仇之神”。

　　他借助于文学作品，向黑暗残暴的专制体制宣战，向迂腐庸俗的社会势力开火，向诋毁和迫害他的敌人复仇，成了鲁迅生命历程中极富个人魅力的华彩乐章。在历史小说《补天》中，鲁迅给女娲胯下凭空添上几个“衣冠小丈夫”，用来嘲弄20年代暄嚣一时的封建卫道士。他的另一部历史小说《奔月》，对神话人物嫦娥作了喜剧化的处理，把她刻画成一位经常抱怨吃乌鸦炸酱面的女子，这一形象未尝不是鲁迅对他那位一味贪图享乐的二弟媳的挖苦和讽刺。

　　鲁迅与创造社作家一向积怨较深，双方曾有过许多回答的较量。1923年，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不久，创造社批评家成仿吾以“浅薄”和“庸俗”之名，砍杀了这个小说集里的绝大多数作品，而只推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为佳作。事隔7年，《呐喊》第13次印刷时，鲁迅故意将《不周山》一篇删除，向成仿吾当头回敬了一棒。成仿吾认为鲁迅“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后来干脆把他创作于论战期间的杂文结集为《三闲集》出版，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取名为《三闲集》是“射杀仿吾也”。

　　鲁迅的锋芒毕露、字字见血的作品戳痛了社会的神经，许多文人学者嘲笑他是睚眦必报、心胸狭窄的“刀笔吏”。鲁迅并不在乎世人的评价，他一再声明，自己活在人世并不断撰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仇恨他的人感到“恶心”，“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

　　复仇的快感令人陶醉。鲁迅的散文诗《复仇》，描写了一种充满着残酷且不乏恶意的人生体验：在广漠的旷野上，站立着一对全身裸露、手持利刃的男女。路人从四面八方汇集此地，等待着鉴赏这对男女互相搂抱的刺激或者互相杀戮的残忍。

　　过了许久，这对男女仍静立着，既无拥抱也无杀戮之意。末了，看客们纷纷觉得百无聊赖，“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而这对男女却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他们决意让路人们“无戏可看”，而自己却“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鲁迅正是借助两个裸体男女的形象，向空虚无聊的“看客”、向麻木愚昧的国民复仇，并在这“无血的大戮”中，获得了极度的复仇快意。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鲁迅至死也未放弃复仇之念。他在去世前的44天带病写下了《死》一文。文章叙述了他在病中发热时，曾想起了欧洲人临死时的宗教仪式─与别人互相宽恕；他联想到自己“怨敌可谓多矣”，然而他决定“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去世前几天曾做过一个恶梦，他梦见自己走出家门，看到两旁都埋伏了敌人，他们正欲向他发动进攻；他立即拔出匕首，掷向敌人的身躯。这个梦境是鲁迅一生的浓缩写照：他曾为亲人、为朋友、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他收获的是误解、背弃、迫害……他成了最孤独的人。